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新加坡都有中国值得参照和启发的方面。反过来，中国的快速进步，也为新加坡提供了一面对比的镜子。能有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居多的比邻国家作为榜样或参照，对于中国而言是幸运的。

自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，特别是他在1992年提出向新加坡学习以后，中国掀起了一股“新加坡热”。中国派遣大量政府官员到新加坡求学取经，新加坡同中国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等示范项目，推动新加坡向中国的“软件转移”。但是，对于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，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。

最近在《中国季刊》上发表的一篇论文《中国的“新加坡热”：政策转移与突变》认为，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本质在于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，即一切为我所用。但是，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政治考量远大于实效因素。这是因为，与其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，不如向华人社会和东亚儒家文化学习。

日本固然成功，但中国人对二战屈辱仍然无法释怀。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同中国相龃龉，也很难令中国官员心悦诚服。新加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标本，使中国在经历了“以俄为师”的惨痛学习经历以后，将其树立为举国学习的榜样国家。

这篇文章梳理了中国的“新加坡热”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，对于理解过去这段珍贵历史大有裨益。但是，该文的结论却略显悲观，援引的都是片面认为新加坡学不了、学不到和不值得一学的论据。

该文认为，中国学习新加坡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味，更多的是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顾虑，而学习得对不对和好不好，则另当别论。这种论断固然不无道理，但却经不起推敲。

对于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的质疑，一直不绝于耳。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，新加坡模式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，还是可以拆解重组的零部件。

恰如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其新著《中国的未来》所言：“在新加坡，执政党掌握权力，毫无疑问一些权利受到了限制。但是新加坡有许多民主成分：多个政党、定期选举、独立于行政机构的议会和司法机构、非常开放（但有限制的）的媒体、真正的法治、高度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、没有腐败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、完全市场驱动的开放经济、没有歧视的多种族社会、高质量和全球化的教育体系，以及对许多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保障。”

因此，新加坡模式不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实践做法，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和哲学思想。在看得见的有形政策背后，是看不见和无形的治理思想和理论。因此，如果只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就终归无极而返，因为学到了器物也学不到制度和精髓。

的确，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可以说是“惺惺相惜”，因为两国同属华人社会和儒家文化，又都被西方国家视为威权体制的典型代表。但是，新加坡又在许多重要方面同中国截然不同。更为根本的是，新加坡的法治、吏治和民治，都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所无法完全接纳的。

但是脱离了这些根基性元素，学习新加坡模式就蜕变为无源之水和缘木求鱼。因此，与其说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，不如说中国是否准备好了借鉴和学习新加坡模式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、城市管理和国家建设，是否可以在中国实现“软件转移”？对此，不能单方面地予以否弃，因为正面和反面的证据都比比皆是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恰恰是认为新加坡值得去学的官员，多数是“只做不说”的实干家，而不是牢骚满腹的空想家。许多知识转移不一定是看得见的照搬、复制或模仿，而可能是更为抽象的博采众长和经验借鉴。因此，不能抹煞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初衷和成效，而应历史和动态地审视两国的微妙互动过程。

此外，跨国学习的具体困难也不容忽视。新加坡的组屋、公积金、邻里中心、城市规划、贪污调查等许多实践，如果没有坚强的政治魄力和意志力，是很难执行到位的。虽然一些中国地方政府打着学习新加坡的幌子，但却扭头出台有违其精神实质的政策。这些出于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的错误做法，等于在一定程度上“念歪了经”。

此外，一些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官员并没有虚心学习，也没有“取真经”。特别是近些年中国越来越强大，一些官员傲慢地认为中国赶得上新加坡，甚至在一些方面都可以和新加坡媲美。另一个原因在于，近年来受到因公出国考察的限制，求学的多为低阶、副职或虚职官员，没有掌握实质的政策执行力，无法将新加坡的许多做法落地践行。

除了中央层面的大力推动，地方层面的自发性学习同样重要。以笔者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观察来看，许多地方官员是自发自愿地前来学习新加坡模式的。尽管仍然逃脱不了国家环境的影响，新加坡经验在中国一些区域的试验田已经雏形初现，开始显露出新加坡模式的威力。

“南橘北枳”是经验借鉴和政策转移经常遇到的尴尬，但大量政策实验乃至试错本身，却有助于找到最适合的方案，而这也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为何奏效的原因所在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新加坡也在向中国“出口”软件的过程中受益良多。比如最近有研究就发现，新加坡在向中国传授发展经验的同时，也从中国学到许多治国之术，可谓相得益彰和“教学相长”。这揭示了跨国学习和政策转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，也说明需要从多个侧面去解读中国的“新加坡热”。

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新加坡都有中国值得参照和启发的方面。反过来，中国的快速进步，也为新加坡提供了一面对比的镜子。能有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居多的比邻国家作为榜样或参照，对于中国而言是幸运的。

虽然“一国两制”可以让中国在香港和澳门身上得到启发，但显然不如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释放的智识更加弥足珍贵。因此，中国向新加坡学习的过程中，固然时有发生不愉快、不顺畅和不对接，但这个跨国互动的过程和成果却值得肯定和认可，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共享和政策转移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、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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